而生命性的展开决定于生命内部的基本矛盾，正是这种基本矛盾的交合互动，逐渐形成生命。

而另一方面，我们讨论的主旨乃是中国道路，决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儒家思想的传统，而应当展现儒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 汉译文献主要见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氏族公社才是无阶级的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社会，而亚细亚的农村公社只是氏族公社解体后的形态而已。因此： 3．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1）帝国时代的非公有制经济。然而其所有制却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 这派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前期，郭沫若……1936年他在《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关于论究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中，又对自己的观点稍作修改，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奴隶制以前的阶段的命名。

1．仁即仁爱的情感，乃是儒学的最初始、最核心的范畴。马克思曾指出，在这种道路上，政治难免改朝换代的动荡，而社会却长期停滞：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适宜性原则是说制度规范的建构必须具有适宜于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效果，即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第1629页。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即其出发点是仁爱的情感，而其落脚点是正义的制度规范。] 对此，马克思曾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关于中国道路的方向，自康有为以来，人们常以儒家话语大同加以表述。

] 其中众所周知，黄宗羲对皇权专制的反思与批判尤为深刻而典型。[ 卢钟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60?172页。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马克思的表述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个共时性（synchronic）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diachronic）概念。在‘周秦之变之前,在商代、西周的时候，那是典型的宗法体制，那个时候的天下结构是大宗套小宗，是一种父系血缘的层级结构关系，而‘周秦之变之后……天下结构不再是父系血缘层级结构[ 黄玉顺：《关于儒家思想的几个问题》，《当代儒学》第1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2–83页。《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第33–41页。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按马克思的原意，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曾有过的，而且又都是原始的形式。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按照这个观点，如果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也已经是氏族公社之后的社会形态，即殷周以来的社会形态。而小的共同体就是王权之下的分封的诸侯国家、更小的大夫采邑，乃至更小的乡社。所以，古代共和制是贵族共和，就是贵族分享政治权力。

] 我同意这一派学者的观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阶段。] 总而言之，我们经历了宗族社会的王权封建制度、家族社会的皇权专制制度，正在走向市民生活方式之下的公民民主制度[ 黄玉顺：《回望生活儒学》， 《孔学堂》2018年第1期，第5–16页。

此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公有制，马克思还谈到：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 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页。

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孔子的政治理想，当然不可能预见到现代性的及未来的社会形态。所谓大同，出自《礼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俄国，当年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抨击沙皇的专制。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据此，殷商社会就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殷周之变以后的西周才是封建社会。

一体之仁的情感虽然是正当的，但它的具体实现方式必须是适宜的，此即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笔者曾大致描述过秦汉以降的帝制社会：其生活方式是基于农耕的家族生活（家族概念并不同于宗族概念），其基本所有制是土地私有制（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土地私有化和地主阶级的出现），其社会主体是家族（home family）（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大夫之家的日渐强势）（帝国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其实并非所谓阶级斗争，而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其伦理是家族伦理（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乃基于此）（政治伦理亦基于家族伦理，故《孝经》主题为移孝作忠），其政治体制是皇权政治（所谓专制），其治理方式是宰辅制度，其国家体制及世界秩序是帝国及藩属国的天下秩序（并非基于宗法血缘），其主权者是皇族（帝国时代所封之王没有主权而不同于诸侯）。

[ 黄玉顺：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Daniel A. Bells Political Meritocracy，《文史哲》英文版2018年第4卷第1期，第6–28页。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相对照，中国西周社会的所有制正是马克思讲的公有制。

但是，关于殷周之前或夏商周之前的中国原始社会，实在是文献不足征[《论语·八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6页。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实际 就其普遍性而论，作为对人类原始社会形态的诸多不同形式之共性的一种归纳与抽象，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与中国历史实际之间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

] 这是将孔子儒学与皇权专制制度剥离开来，实乃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的正确方向。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相对照，中国帝制社会的政治体制正是马克思讲的专制。‘周秦之变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即从宗族生活方式的王权社会转向家族生活方式的皇权社会[ 黄玉顺：《儒学的现状、教训与经验——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察与思考》，《当代儒学》微信公众号（dangdairuxue）2017年6月27日。2．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氏族公社才是无阶级的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社会，而亚细亚的农村公社只是氏族公社解体后的形态而已。] 关于中国帝制是否专制的问题，学界近年有些争论。

] 这显然是对个人的肯定、对作为整体的亚细亚公社的否定。马克思明确地说，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725页。

（2）帝国时代的皇权专制政治。马克思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特别是土地所有制，是公有制，即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实际前提。

] 笔者曾说过：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社会是‘feudalism，在形式上颇类似于西周的诸侯列国，故将英语的‘feudalism翻译为汉语的‘封建大致不错。] 这里，一方面是公有制，即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实际前提，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1）帝国时代的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合乎逻辑地演绎出现代性的及未来的社会形态，即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十三经注疏》，第2464页。

其实，与宗族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是宗族主义伦理和宗族主义政治——王权封建制度。] 有学者甚至说：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因为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

马克思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即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道路 。

这个描绘符合西周封建制度，而不符合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西周封建制度的总合的统一体就是姬姓宗族大家庭。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